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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视察工作时，对中国释放出了和好的信号，中国对此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然而，在双方高层的格外的重视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双方一同追求的目标，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才终于实现。
而苏联也鼎力支持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与之高度一致的新中国，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还对中国进行了力度空前绝后的援助，为新中国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
如此，中苏两国之间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在国际问题上互相策应，是真正的亲密同盟。
然而，随着斯大林的逝世，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外交战略、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分歧。
但随着美国调整了对外策略，对中苏实现“软硬分治”，对苏联缓和而加紧对中国施压，令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出现了重大分歧。
赫鲁晓夫闻讯大喜过望，为营造缓和气氛，不惜撕毁与中国之间的国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撤回援华核武专家，甚至试图限制中国自主发展核自卫力量。
然而，当时的新中国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安全形势，蒋介石政权残余势力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叫嚣要“”。
更令中国感到紧张的是，美国军方不少高层都表达过“用对大陆进行打击”的意愿。
苏联阻碍中国获取核武器这种为了自身全球战略而罔顾新中国安全需求的行为，令中苏关系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
从这之后，原本被勉强压制的意识争论迅速翻上了台面，而随着这场争论的愈发激烈，中苏两党之间的几乎断绝联络，两国关系也全面恶化。
在1964年，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苏联邀请中国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典，中国也派出了由周总理亲自带队的高规格代表团出席，显然双方都有意缓和关系。
然而，在庆典后的晚宴上，却有苏联高层口出狂言，声称中苏关系恶化问题就在于两国的领导人间的分歧，苏联已经搞掉了赫鲁晓夫，只要中国再搞掉了毛主席，两国关系就会好起来。
中方闻言当即色变，周总理当场质问苏联领导层：“你们请我们来是不是在向我们挑衅，是不是为了要我们撤掉毛主席的领导。”
尽管苏方其他高层辩解此人只是醉后胡言，但在中方看来，若不是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就算是喝醉了，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因此，这次本意在缓和中苏关系的访问，结果反倒导致了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曾经互为倚靠的中苏两国，竟逐渐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化，中苏两国都开始重新考虑彼此的关系。
苏联方面，由于战略扩张的持续消耗和东欧的离心主义倾向，已经感受到了疲惫，实在无力在亚洲开辟新的战场。
因此，眼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改善，中苏关系却持续紧张，在维持两国关系最后的保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到期之际，苏联再度向中国发出了缓和信号。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公开宣称，苏联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
而此时的中国，在经历过改革开放后，不少原本与苏联的理论分歧已经不复存在。
并且，虽然中国此时已经与美国正式建交，与西方阵营的关系有了较大缓和，但中国与美西方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并未解决。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依旧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在上，双方的分歧尤为严重，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上依旧处于两面受敌的态势。
中方表示，同盟条约被历史证明并无实际意义，中苏之间真正需要的，让两国关系回到正常状态化。
然而，就在中苏关系似有转机之际，阿富汗政府试图摆脱苏联控制，苏联因此悍然入侵阿富汗。
在中苏关系依旧紧张的情况下，苏军在阿富汗的存在，无疑会给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
中国对此十分不满，为表抗议，中国在第一时间对苏联政府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并中止了与苏联的谈判，中苏关系再度跌入谷底。
相比于前任，里根政府更加富于攻击性，在上台后对中苏两面出击，一边以“星球大战”计划，消耗苏联实力，一边加强对售，撩拨中国底线。
于是，在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时，再度向中国发出了示好信号。
中国的回应也来得格外迅速，就在勃列日涅夫发表讲线天后，中国外交部召开建部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对此做出公开回应。
尽管中方的回应十分简短，且其中明确说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但苏联方面依旧为此欢欣鼓舞。
因为在回应中，中方一句“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实则是表达了接受苏联示好的意思。
虽然双方立场仍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尤其是中方坚持苏联应先蒙古和阿富汗撤军，并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老挝，苏联则希望“中苏关系不要涉及第三方”，谈判桌上双方唇枪舌剑，气氛依旧显得僵硬。
但整体上看，双方都有明确的缓和意愿，在谈判之外，双方的氛围也和谐友好，中苏关系明显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老人政治的传统，苏联新选出的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继任后一年三个月又去世了，再之后的契尔年科也在继任一年一个月后离世。
这导致在关键的几年中，苏联领导层却忙于换届过渡，无暇他顾，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自然也陷入停滞。
苏联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契尔年科逝世后选出了一位最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以免因换届导致权力真空的情况长期持续。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的国内问题已十分严峻，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糟糕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在外交上采取了全面缓和的战略，对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甫一上任，他就用改革派的谢瓦尔德纳泽取代原本的强硬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又将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罗高寿任命为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外长。
然而，由于来自美西方的压力更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对美西方缓和上，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注程度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选择主动出击，托罗马尼亚帮忙带话，表示只有苏联在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采取行动，中苏关系才会有进展。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宣布准备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这也是苏联首次在中方最关注的“三大障碍”上让步。
但中方在3个方向中最为关注的，其实是南疆的稳定，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中方并不满意，双方继续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不过，在强调中方原则的同时，也下苏联展示了诚意，表示如果苏联能够在柬埔寨问题有实际行动，他愿意破例出访，到苏联的任何地方与戈尔巴乔夫面谈。
在中方的高度关注下，中苏谈判持续推进，直到1988年6月，中苏双方终于就此谈出了成果，苏方表示，愿意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并达成谅解。
随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始加速，包括边境划界问题在内一系列之前横亘在中苏之间的未决事项均有所进展。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会晤，在会晤中，双方宣布实现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苏之间“不正常”的疏远终于宣告终结。
春天是如何到来的?——中苏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的转变及原因 孔寒冰 国际政治研究